共青团五大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青年运动日趋活跃,共青团组织也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在革命根据地,随着地域的扩大,共青团组织也迅速壮大,到1930年10月,根据地团员数量达到10万人,共青团直接领导的青年半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也得到迅速发展,少先队员的数量最多时曾达到80万人。根据地的少年先锋队得到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曾经亲自担任少先队的总党代表。

    正当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妄图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此事关民族危亡的时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卖国政策,残酷镇压中国革命,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而共产党内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经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不但没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反而推行一系列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政策和措施;所以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后,又将面临新的反击“围剿”的考验。

    在革命根据地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共青团组织发挥了先锋和得力助手的作用。各根据地的团组织积极组织青年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打破封锁,支持前线,成为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英勇突击队。1933年8月成立的“少共国际师”用光荣的战绩,让共青团彪炳青史,“共产青年团礼拜六”,用拥军优属,发展生产的实在成绩,给共青团留下了光荣传统。

    可是,“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程。在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时,团中央局机关干部都被编入部队,负责人民群众工作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长征途中,每当遇到艰难险阻时,共青团员总是和共产党员一起挺身而出,承担艰巨的任务。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广大共青团员热烈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紧跟党中央踏上新的革命征程。各级红军指战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和毫不动摇的必胜的信念,凭着惊人的智能和毅力,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共青团中央局很快就于11月重新恢复了工作。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要求,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青年共产国际遵照这一精神立即作出改造各国共青团组织的决定。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这个《宣言》在国内传开后,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在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和《八一宣言》的感召下,北平共青团组织配合北平党组织通过北平学联,于1935年12月9日成功地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而在这场斗争中诞生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则为中国共青团的改造提供了一个范例。  

    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于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会后又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使得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为了促使共青团更加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在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共青团对自身组织实行根本性的改造,把共青团由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组织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共青团立即按照这个《决定》的要求,首先在西北根据地开展自下而上建立青年救国会工作。

    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正式成立了由冯文彬担任主任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共青团改造工作是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最后完成的。这些地区的共青团组织逐步被一些形式、名称多样的青年救国组织所取代,并承担起带领这些地区青年开展抗日工作的任务。

    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的青救会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青年投身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生产,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生力军作用,使广大青少年成为完成抗日战争各项任务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活跃着各种青年抗日武装,如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抗日青年队、青年游击小组等。他们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开展游击战,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青年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据晋察冀根据地6个县的统计,青年在区级参议员中占34.8%,在县级参议员中占37.8%,担任县长的占40.8%,可见一斑。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青年人更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在青救会的组织领导下,广大青年组织了秧歌队、剧团、识字班等,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的发展。青救会开办的安吴青训班、毛泽东青干校则成为培养青年干部的熔炉。毛泽东在1939年5月4日曾发表著名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高度评价了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工作,同时就中国青年运动方向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和概括。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青年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受到多种限制乃至镇压,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广泛团结各界青年,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同各种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和主张作坚决的斗争,同日伪政权和武装作殊死的搏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虽然共青团组织被改造,但是党领导下青年工作和青年组织的工作并没有中断。党通过这一时期领导青年抗日救亡组织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极大地丰富了青年团的工作理论和指导思想,为后来青年团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国广大青年及其它各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5年8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只给灾难深重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就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以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为标志,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

    新的历史使命再一次向中国青年发出了召唤,中国共产党也对中国青年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因此,在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建立青年团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通过试点,取得经验,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青年团组织。会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主持下,拟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并且在1946年12月5日向各个解放区发出。

    在这个《提议》向各解放区发出之前,从1946年9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青委便根据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延安地区选点开展试验建团工作。1946年10月以后,在延安的冯庄诞生了全国重建青年团的第一个农村团支部;在延安丰足火柴厂诞生了全国重建青年团的第一个工厂团支部;在延安的行知中学诞生了全国重建青年团的第一个学校团支部,这也是人民解放军中的第一个团支部。青年团在延安地区试建的成功,推进了各解放区的青年团试建工作。随着《建团提议》的正式下发,在各解放区都开始了择地试建青年团的工作。于1946年12月24日正式建立的山东省莒南县金沟官庄团支部是山东省重建青年团的第一个团支部,同时也是解放区试建青年团工作中产生较早的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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